朝轶兄是我的好友，除了性情相投外，还因其志趣为我所敬慕，亦为我所激赏。近代理学大家曾国藩就曾言：“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曾文正公全集》)朝轶兄的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透着古贤者洒落敦厚的气象，喝酒应酬，接人待物也是悃愊无华、恭敬朴实，言语真实无欺，他的睿智与聪明被他的真诚与磊落所涵盖，所以他往往不太被浮华的人所关注，而他也仿佛习惯于大家对他的态度，仍然保持着自己憨厚与淡定的生活。

　　作为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他，具备南方文人的才情与浪漫，是典型的巴蜀才子，但他又因为浸淫北方多年，在京华闯荡，追随书坛大儒刘正成先生学习书法，编纂《中国书法全集》，虚心请教众多前辈师长，所以又受益巨多。何况他又豪爽真诚，广交文人墨客，所以逐渐培养自己成为了一个有着真才实学的文人，六年的编辑工作逼着他苦研古人学问，细审古人书法源流，再加之师法雅正，自是不落凡格，为多数学习书法的学子所不及，这些都是他成就书法的客观条件。

　　他的书法出入晋唐，上接篆隶八分逸气，下承宋明民国朴率，碑帖兼修，沉着痛快。笔力点划统摄众家为一，化刚健为婀娜，寓雄浑于妩媚，多力丰筋，骨苍神腴，与时下浮薄轻率之气大相径庭。他下笔斩钉截铁有儒家刚正磊落的气象，笔致的婉约妍媚则又有道家含虚浪漫的性情，既有“下笔必为楷则”的法正体严，又有“解衣盘礴”的神来之笔，自是妙不可言。他也曾苦求古人笔法十数载，临池不辍，衣带渐宽；后始悟古人笔法存乎于隶篆，所谓后来碑学无非复归帖学大家通八分书的传统，所谓去弊更新在于强矫而已。他常与我言，古人笔法在于涵盖众美，包前孕后，以时代学术来诠释古人经典，所谓亦古亦新，全在心领神会之时，未成者方会厚此薄彼，自命不凡，所以，笔法相通，偏颇即死。朝轶兄对书法史的梳理和研究更让他体会到了书画一体的妙处，这也是其他书家所不及他的地方，他发现书法与绘画的相通性并不在于所谓的“书法用笔”那么简单，而是中国汉字的结字规律或者说造字法是中国书画造型的共同源头。汉字的构成形式是书法绘画内在的抽象形式，绘画中的笔笔生发与书法中的笔笔相连无不是牝牡相和，方圆曲直的开合与对比。有了这些认识，再临习历代碑帖，那就可以用这种内在的构成规律来解析，而不再沉溺于外在的风貌风格的差别。一方面他开始用他自己碑帖相合的笔法重新演绎了古代书家常写的经典，如陶潜的《桃花源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另一方面，他又潜心于花鸟山水等绘画创作，体会其中的笔墨秩序性与造型秩序性的关联。正因为有了这些学理上的研究，所以他的书法既不同于流行书法的浮薄、粗陋，又不同于古典书法的陈腐、呆板，而是既平实又婉丽，既遒劲又潇洒，既严整又天真，他把向众家学习的笔端的丰富性又回归到了书法本体的单纯性与造型性，笔笔有法而又酣畅淋漓，乃至变幻无穷！

　　时值今日，朝轶兄仍坚持每日读书、写字、作日记，这些坚持与习惯自然使他完全不同于整日为了参展和卖钱而创作的书法家，在一片矫揉造作的书风与盲目地叫好中，朝轶兄仍然坚守着自己的追求与原则，孜孜以求，心接古贤文脉，不事雕琢，诚心待人待物，这让我想起陶潜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泊无为的生活方式，自然地在改造着他的气质，也许因为有了这种体验与生活，所以他的书法才会走得更远……

方辉2012夏于京华